相比功能机，智能手机无论是技术还是资金的进入门槛都大大提高。曾在功能机时代出货量进入全球前十的手机厂商GFive，在2009年就试着组建团队研发Android手机，当时它采用高通的芯片，并且找到包括赛龙和比亚迪(41.20, 0.69, 1.70%)在内的四家手机方案公司一起合作，“一家设计公司能有五六个懂Android的就很不错了，”GFive董事长张文学说，“做了一年出来的几乎都是废品。”
他的话代表了当时的一个现状，国内真正做得起高通平台的只有中兴、华为、酷派和联想等少数几家品牌厂商。对中小厂商来说，除了技术问题，高通500万美元的入门费已把许多人屏蔽在外。这个问题直到QRD推出之后也没有得到改善，每次的合作伙伴大会上，即便是高通邀请的嘉宾也会找机会委婉地抱怨这个问题。
曾被批评“在3G时代反应过慢”的联发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开始了疯狂的追赶。“那时候还是有一点过度追逐短期利益，技术研发慢了一点。”蔡明介反思说。
这曾让联发科在2010年终结了连续多年50%以上的增长势头，营收和利润都大幅下滑。外界对这家公司充满了怀疑的声音，但更让蔡明介感到恼火的是来自内部的托辞，“开会的时候常在讲竞争者怎样，可被人家抢走了市场份额就怪竞争者，哪有这种事呢?”
2010年6月，蔡明介重返一线亲自负责手机业务，频繁地到深圳与手机厂商沟通，并将产品全线降价。在内部，他对高管做了调整，包括元老之一的无线通信第二事业群总经理徐至强、首席财务官喻铭铎及人力资源处处长陈家忠在2010年下半年先后离职。大批功能手机的研发团队被划归到智能手机部门，集中开发 WCDMA制式的芯片。
到2011年下半年，联发科终于推出了编号为6573的WCDMA单核智能芯片解决方案，并在当年8月正式量产出货。这款产品的主频只有650MHz，而当时的主流已达1GHz。不过，对于中国手机厂商，联发科太熟悉了：它们最需要的是尽快推出产品，所以并不在意具体参数。
随后的12月，警惕起来的高通首次对外介绍了QRD解决方案，并推出了骁龙S1系列的两款芯片组，在骁龙第一代产品中它们主打中低端。联发科内地公司的一名中层人士对此总结说，“高通的打法很明确，独占高端保证高毛利，在低端出一两款低价的产品，利润很低，但量很小，就是搅局。对手迫于无奈就得降价，总体营收下降，没有钱投入研发，最后破坏你的长久竞争力。”
3G时代里规则的最大改变之一体现在运营商的角色上。中国的三大移动运营商为了扩大市场，都大量采取了设备集采和话费补贴的方式，这使得品牌厂商更受它们青睐。由于华为和中兴已经被高通占领，联发科选择了当时一直谋求进入千元智能机而未得的联想，又共同找到了中国联通[微博](3.41, -0.02, -0.58%)。三方在2011年8月共同推出了首款双卡双待的智能机A60，第一个月销售50万台。这个良好的开端让联发科争取到了联想随后的订单，并成为其3G智能机芯片上的最大供应商。
接下来联发科展现了它的速度：在推出6573后，它在次年1月推出了主频1GHz的6575，4个月后它的双核芯片6577面世，到2012年12月，1.2GHz的四核芯片6589发布，然后是今年7月份的八核芯片6592—这前后只花了两年多。
